原湖北财经学院法律77级——“中国法学第一班”
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虽然班上人数不多，但来源却五花八门，有工人、农民、干部等，最小的18岁，最大的32岁。绝大多数同学在进大学之前都担任过一定职务，入校时统计，班上有20多人担任过团支书，10多名中共党员，还有人担任过公社党委副书记。

据吴汉东回忆，开学典礼上，当时的校领导说，不管你们做过什么小书记、小主任，进校后就是大学生，都得遵守学校规章制度。吴汉东说：“这批大学生虽然年纪‘大’，但学起来很拼命，非常刻苦，上大学的梦想原本以为没有机会实现，突然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，能不感到幸福吗？所以，同学们都很感谢邓小平作出恢复高考的决策，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命运，也改变了国家的前途。那个时候我们成天想的都是如何振兴中华，为中华崛起而读书，并不是空话或口号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想法，我们还以此召开过主题班会，大家讨论得很热烈，今天回想起来都令人心潮澎湃。”

王利明回忆，大学4年间，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他们都是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实践中度过的。他们走进工厂、车间、走进基层的公检法机关和办案的法官、检察官和警察一起交流，到农村田埂上，到农民家里，了解基层火热的生活，由此对中国社会的民生百态有了切身的体会和了解。他们不光在所谓象牙塔的大学里恶补各种专业知识，吸收一切精神养分，还脚踏实地地深入社会这所大学，观察、调研、体悟、思考。

邵沙平说：“那时候大家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，经常到熄灯时间还不上床睡觉。辅导员有时就到宿舍来催促大家睡觉。有一次学校停电，有的同学就到武昌火车站的路灯下学习，回学校后，学校大门关了，就翻大门进来。那时武汉夏天很热，宿舍没有电扇，在宿舍里实在难以入睡，我们就结伴到操场上趴在青石板上休息。”

黄进成天背《新概念英语》单词，晚上寝室熄灯了，就在路灯下继续背。黄进本来英语基础很一般，但毕业的时候英语成绩名列前茅，还考上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生，还出国做过访问学者。

有意思的是，“中国法学第一班”的同学们当年读大学时都是文学青年。吴汉东就很喜欢文学，经常写点诗歌、散文、小说之类的，他曾经以中文系为理想，却录到法律系，有人说，幸好中文系没有录取他，否则世界多了一个平庸的文学家，少了一个有作为的法学学者。王利明到大学头两年最感兴趣的是写诗，经常和睡在下铺的兄弟方世荣聚在一起讨论文学。

而方世荣大学期间最大的成就不是法学，而是写了一首诗歌被人朗诵，在全省大学生文艺汇演上得了二等奖中的第一名，还因此受到当时的省委书记陈丕显的接见，此外，他还画画、拉小提琴，名气很大。一直在苦学英语的黄进则用英语写过诗歌。

虽然大家都很刻苦，但学习并不死板，不是苦行僧。那时他们也很热心各种文体活动，31岁的吴汉东还跟那些20岁上下的同学一起参加全校跨栏比赛，获得全校第四名的成绩，他还和班上同学一起参加全校接力赛跑，取得第二名。

那时大学校园里谈恋爱的不像今天比比皆是。余劲松和邵沙平就是当时校园罕见的一对情侣，他们是从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走出的才子佳人，是那个年代同学眼中的神仙伴侣，但“勤奋”是他们恋爱的底色，他们成了众人学习的好榜样，双双考入武大深造，春天的微风，夏天的细雨，秋天的落叶，冬天的雪花都听过他们互诉衷肠。

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，这个班但凡在法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同学，都有在其他学校深造师从名家的经历：王利明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从民法宗师佟柔，黄进、余劲松则进入武汉大学，分别成为韩德培和姚梅镇两位国际法大师的弟子，方世荣本人去了北大做了罗豪才的博士生，吴汉东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赵中孚教授攻读博士学位。

这样一些蛛丝马迹或许可以证明，以中南学子的勤奋和踏实，一旦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和良好的机会，“中国法学第一班”的成长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。

77级部分授予学士学位证书名单